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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九月初一，秋意渐浓。

    文华殿的内阁会议从卯时持续到午时，朱由检与六位阁臣围坐长案，案上堆满了章程草案、预算报表、机构设置图。窗外的银杏叶开始泛黄，殿内却气氛热烈。

    “皇上，”首辅钱龙锡手持《海事总局章程》草案，“此局权责过大，统管造船、贸易、水师、海防、税收五事，恐非一局所能胜任。臣建议分设数司，各司其职。”

    徐光启立即反驳：“钱阁老，海事本为一体。船为贸易而造，水师为护贸而设，税收因贸而生，分而治之反生掣肘。唐代市舶司、元代泉府院，皆总揽海事，成效显著。”

    朱由检静静听着两位老臣争论。他知道，这不仅是机构设置之争，更是理念之争——钱龙锡代表传统文官体系，倾向于分权制衡；徐光启代表革新实务派，主张事权统一。

    “二位先生所言皆有道理。”朱由检最终开口，“这样吧：设海事总局，下设五司——造船司、贸易司、水师司、海防司、税课司。各司有专责，但总局有统筹。重大事务，须五司会商，总局裁定。”

    这是折中方案。钱龙锡沉吟片刻，点头：“皇上圣明，如此可免专擅之弊。”

    “总局首任总督人选，”朱由检看向众人，“朕意属郑芝龙。他在海上经营多年，熟悉洋情，战功卓著。”

    此言一出，举座皆惊。让一个招安的海商担任正二品总督，这可是破天荒。

    “皇上，”吏部尚书赵南星忍不住道，“郑芝龙虽勇，然出身草莽，未经历练。骤授高官，恐难服众。且……海商重利，若以权谋私，何以制之？”

    “所以要有制衡。”朱由检早有准备，“设两位副总督：一位由徐光启先生兼任，主管造船、科技；一位由户部选派，主管贸易、税收。另设监察御史三名，常驻总局，监督钱粮人事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：“至于郑芝龙能否服众……朕看中的，正是他出身草莽。朝廷那些科甲出身的官员，有几个懂造船？有几个懂航海？有几个懂海战？用人之道，当因才施用，不论出身。”

    这话说得在理。众阁臣交换眼神，终于缓缓点头。

    “还有一事。”徐光启呈上《皇家远洋贸易公司章程》，“按皇上旨意，公司股本二百万两，朝廷占五成，民间商贾认购五成。然认购首日，江南商贾便认购超百万两，远超标额。”

    “这是好事。”朱由检微笑，“说明民间资本看好海贸。”

    “但问题也随之而来。”户部尚书李长庚苦笑，“认购者多，股份少，如何分配？若只给大户，恐失小户之心；若平均分配，大户不满。”

    这确实是难题。朱由检沉思片刻：“这样：将五成民股分为三份——一份售予江南十大商帮，每帮限购百分之三；一份售予中小商贾，每人限购千两以下；一份留作‘功勋股’，奖赏有功水师将士、造船工匠。”

    “功勋股？”李长庚疑惑。

    “对。”朱由检解释，“凡在海战立功、改进船炮、开拓航路者，可奖公司股份。持股即可分红，使其利益与公司绑定，尽心效力。”

    这是现代股权激励的雏形。徐光启眼睛一亮：“妙计！如此，将士工匠必奋勇争先！”

    “还有，”朱由检补充，“公司设董事会，朝廷派五名董事，民股按股份选举五名董事。重大决策须董事会通过，防止专断。”

    一套完整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，在这个时代悄然诞生。阁臣们虽觉新奇，但细想之下，确比旧式皇商制度更加合理。

    九月初三，诏书颁行天下。

    《设立海事总局诏》、《开办皇家远洋贸易公司诏》、《发行第五期海事国债诏》三诏齐发，震动朝野。

    江南反应最为热烈。苏州、松江、杭州等地的商人会馆彻夜灯火，商贾们聚在一起计算认购股份的收益，讨论新开的海贸机会。一些原本对新政持观望态度的士绅，看到海贸的巨大利润，也开始动摇。

    但反对声也随之而来。九月初五，南京礼部右侍郎张慎言（与之前山西布政使同名但非同一人）上书，洋洋三千言，痛陈“开海事、设公司、售国债”三事之弊，声称这是“与民争利、败坏士风、动摇国本”。

    奏疏送到京城时，朱由检正在视察京郊的轻车营训练场。

    周遇吉一身戎装，指挥着百辆新式轻车演练战术。这些战车比原来的重车小一半，仅需两马牵引，却载有小炮一门、燧发枪四支、士卒五人。车队在田野间穿梭如风，时而分散游击，时而集中突击，机动性远超重车营。

    “皇上请看，”周遇吉指着演练中的车队，“轻车营日行百里，可配合骑兵快速机动。若遇建州骑兵，可结车阵固守；若遇步兵，可游击袭扰。只是……弹药消耗巨大，需专门补给队跟随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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